我到现在还是把槟城叫成丹戎，广东音听起来是丹样，从小就叫起。因其马来名就是丹戎，而1980年代，有人提议重新改用这个名词。英文呢？就是Penang，而也就是1980年代末，1990年代初，当国语甚嚣尘上，被改成Pulau Pinang。我弟弟当年回流，发觉吉隆坡的政府部门，听不懂英文：可能真的听不懂，因他们都是人家都不要请的大学毕业生被吸收成政府公务员。（槟城不同就是不同：他们接受英语沟通。）当今全球化盛行，又转回Penang。说真的，假如不换回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Pulau Pinang是什么东东！要向英美欧人民（能怪他们吗？与日常生活无关联。）解释马来西亚在何处，就难如登天咯，何况槟城呢？
除了马六甲，槟城跨进现代史，比新加坡和马来土邦，最少早了五十年。几代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后裔，不管是华人还是他族，都有种很难描述的气质，可说是自信，虽门禁森严，自信本身的习惯，本身的习俗，本身的文化，都是最最适合本地环境的。她们成群结队，坐了郎车，去看大戏，去新海景或好莱坞吃海南餐，春饼，罗地峇比，胭脂鸡品，卡哩甲比丹等。
这种人，最适合话当年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已经七老八老，不是已经移民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就是心有余力不足。老棒，据说踏脚车，一不小心，跌了下来，就药石无补。他曾告诉我，当水池路，印度神庙旁的储水池建造时，英国工程师每天开工时，就站在那里，监视着多少红毛灰，多少沙，多少小石一起混浇。到现在几近百年，储水池连一条裂痕都没有。又或日本手时，他们一群十多岁少年，在日军军官的督促下，在丹戎武雅海滩斩椰树，把椰树杆一端削尖，插在浅海处，以挡联军的炮船。这位军官，喜欢一位跳弄迎的女子，时常消失，而当长官来查，老棒就为他遮瞒，因此很得他的心，他们一伙子都被招待得更好。
又或Uncle Yeoh，机发电器股东之一，对上流社会熟如指掌而懂英语，对我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年少时，他住在莲花河一间大别墅中，现改为华都酒店了。槟榔律头的五洲酒店，以前是间法式的舞厅。他偶尔参加老棒做议长的丹戎武雅菜市场的国会，但当时已提到有两位年轻人要访问他，他已拒绝了，因为精神不济。他许久没有露面了，可能弱到连大门都不能出了。
再有就是鸡贩阿Mong，老棒的弟弟，整三十年的老朋友了。我们相约晚上七点多在我们的希尔顿会面，听他说故事，如对面，现在The Cove的所在地，就是二皇山，二皇每天上工放工，汽车都有两个红头兵各站一边的踏板上。坏就坏在他是以福建话或客话述说，我听懂一半，听不懂一半。
其实还有同年或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，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故事，而我俩也从未想到问他们。
为保护母语 弃自身方言
我本人是1965年正月来槟城的，当年24岁，迄今可算三分二的槟城人。当然我之前，也有外国人，外州人到来，只是我们对槟城的影响不会很大，因我们大多是文化人，如南来的文人，或外州的教师，我们的背景大同小异。如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及《老槟城·老童谣》里的行当、游戏、童谣等，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不过，自1970年代起，随着自由港的失去以及林苍佑的引进工业化，外州和外国来的人，背景肯定不同，虽然不很明显。而且他们人数又多。从商业转向工业，再加上油盟铸成的通货膨胀，槟城人的mind-set不得不改变。另一种进展是人口的逐渐往城外搬移，内城越来越空，孩子们失去互相来往，呼朋结友的机会，更少了游玩的场地，大多困在自家的屋围里，同时为功课，补习，学钢琴，学芭蕾舞，学画画等忙得不可开交，就少了60年代前的孩童经验。最突出的就是不会讲粗口：听着从内城来的泥水工人，年纪轻轻的，无粗口就说不出话，郊区的孩子们还以为他是外星人。
还有一个进展：华人为了保护母语教育，索性放弃自身的方言，只说另一种第二语言：普通话。这一来，后代就失去了那方言族群的文化。其实，很多方言族群的游戏，歌谣，行当等，都是跨方言族群的，甚至跨地域性的：如人力车，我们广东人都以福建话来叫：郎（人）车。或童谣：“啦啦里啦tampong，阿伯卖apong。”各方言，南马北马的孩童都唱，都玩。
不过最大的挑战，还是现在的孩童，不是沉迷在电视里，就是无天无夜地沉溺在电玩里。
全球化，全世界都相同，还有什么槟城不槟城呢！多可怖的前景啊！
（剪报来源：《光华日报》2012.03.12／文：温祥英）
除了马六甲，槟城跨进现代史，比新加坡和马来土邦，最少早了五十年。几代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后裔，不管是华人还是他族，都有种很难描述的气质，可说是自信，虽门禁森严，自信本身的习惯，本身的习俗，本身的文化，都是最最适合本地环境的。她们成群结队，坐了郎车，去看大戏，去新海景或好莱坞吃海南餐，春饼，罗地峇比，胭脂鸡品，卡哩甲比丹等。
这种人，最适合话当年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已经七老八老，不是已经移民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就是心有余力不足。老棒，据说踏脚车，一不小心，跌了下来，就药石无补。他曾告诉我，当水池路，印度神庙旁的储水池建造时，英国工程师每天开工时，就站在那里，监视着多少红毛灰，多少沙，多少小石一起混浇。到现在几近百年，储水池连一条裂痕都没有。又或日本手时，他们一群十多岁少年，在日军军官的督促下，在丹戎武雅海滩斩椰树，把椰树杆一端削尖，插在浅海处，以挡联军的炮船。这位军官，喜欢一位跳弄迎的女子，时常消失，而当长官来查，老棒就为他遮瞒，因此很得他的心，他们一伙子都被招待得更好。
又或Uncle Yeoh，机发电器股东之一，对上流社会熟如指掌而懂英语，对我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年少时，他住在莲花河一间大别墅中，现改为华都酒店了。槟榔律头的五洲酒店，以前是间法式的舞厅。他偶尔参加老棒做议长的丹戎武雅菜市场的国会，但当时已提到有两位年轻人要访问他，他已拒绝了，因为精神不济。他许久没有露面了，可能弱到连大门都不能出了。
再有就是鸡贩阿Mong，老棒的弟弟，整三十年的老朋友了。我们相约晚上七点多在我们的希尔顿会面，听他说故事，如对面，现在The Cove的所在地，就是二皇山，二皇每天上工放工，汽车都有两个红头兵各站一边的踏板上。坏就坏在他是以福建话或客话述说，我听懂一半，听不懂一半。
其实还有同年或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，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故事，而我俩也从未想到问他们。
为保护母语 弃自身方言
我本人是1965年正月来槟城的，当年24岁，迄今可算三分二的槟城人。当然我之前，也有外国人，外州人到来，只是我们对槟城的影响不会很大，因我们大多是文化人，如南来的文人，或外州的教师，我们的背景大同小异。如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及《老槟城·老童谣》里的行当、游戏、童谣等，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不过，自1970年代起，随着自由港的失去以及林苍佑的引进工业化，外州和外国来的人，背景肯定不同，虽然不很明显。而且他们人数又多。从商业转向工业，再加上油盟铸成的通货膨胀，槟城人的mind-set不得不改变。另一种进展是人口的逐渐往城外搬移，内城越来越空，孩子们失去互相来往，呼朋结友的机会，更少了游玩的场地，大多困在自家的屋围里，同时为功课，补习，学钢琴，学芭蕾舞，学画画等忙得不可开交，就少了60年代前的孩童经验。最突出的就是不会讲粗口：听着从内城来的泥水工人，年纪轻轻的，无粗口就说不出话，郊区的孩子们还以为他是外星人。
还有一个进展：华人为了保护母语教育，索性放弃自身的方言，只说另一种第二语言：普通话。这一来，后代就失去了那方言族群的文化。其实，很多方言族群的游戏，歌谣，行当等，都是跨方言族群的，甚至跨地域性的：如人力车，我们广东人都以福建话来叫：郎（人）车。或童谣：“啦啦里啦tampong，阿伯卖apong。”各方言，南马北马的孩童都唱，都玩。
不过最大的挑战，还是现在的孩童，不是沉迷在电视里，就是无天无夜地沉溺在电玩里。
全球化，全世界都相同，还有什么槟城不槟城呢！多可怖的前景啊！
（剪报来源：《光华日报》2012.03.12／文：温祥英）
